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大量人口由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水平高的非农业部门。

根据世界银行城市部门发布的全球各个经济体城市化年度数据，1978年以来中国和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城市化水平及走势。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足20%.这一水平不但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也远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越了印度。从2012年开始，中国城市化水平迈过50%大关。这意味着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工作在城市部门。2017年中国的城市水平增加到59%.从绝对水平来说，中国的城市化还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但是，1978-2017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了227%,城市化水平年平均达到1%,高于同时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联合国全球化城市化展望》预测中国城市化进程将继续推进，在2050年达到75.8%城市化水平提高另一重要标志是城市数量持续增加。描绘了1978年以来，中国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数量变化。数据显示，中国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17年的662个。

具体来说：地级市在过去近40年里增加了267个。根据民政部历年行政区划调整报告，地级市增加主要是通过撤销地区、实施地市合并的方式，将原地区所辖各县划归对应的地级市管理。县级市数量增加更多，由1978年的92个增加到2017年的365个，其中大部分是90年代的撤县设市所设立。为了纠正县改市带来的县级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大等“假性城市化”问题，1997年国务院暂停审批县改市。

冻结政策后，县级市增加趋势变缓。直辖市数量变动较少。1997年重庆升级为直辖市，直辖市的数目由1978年的3个增加到4个。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虽然人口增加速度和近期相差不大，但是未来15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和过去相比截然不同，突出表现在流动人口成为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根据他们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流动人口将增加到2.4亿。伴随着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城市数量和规模都将发生很多变化。他们的数据显示，中国2025年城市数量将增加到939座，其中出现人口规模超过千万的城市由现在的2个增加到8个。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相关研究表明，在城市经济体中，经济活动规模增加10%可以提升0.3%-0.8%的生产率水平建立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增长模型。根据该模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持续的工业化经济改变，必须通过发展城市化来吸纳农村移民。基本机制是农村移民进入城市后，进一步增加城市的集聚经济和学习机会，使得技能水平随着城市规模增加而不断提高，最终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践证实了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OECD（2015a)和World Bank(2014)的研究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作者利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城市数据和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描述了各城市城市化率和人均GDP的相关关系，和他们的发现一致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均GDP越高。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关系还表现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变。经济理论认为，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农业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降低，经济体逐渐转向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利用全国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城市统计年鉴中GDP中产业组成数据，不同城市城市化率和二、三产业比例的关系。数据显示，城市化率水平越高，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越高，证实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但是，和全球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经济发展水平。Henderson和Wang(2005)及OECD(2015b)都认为造成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经济发展进程的主要原因是地区间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很多农村流动人口虽然已经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但是他们很难获得所在就业的城市的户籍，因而不能享受与本地市民同等的购房、社保和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待遇，无形中加大了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的迁移成本。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国很多城市无法充分享受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规模效应，城市规模偏小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譬如，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提出“允许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转为城镇户口”。

201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这些政策主要鼓励北京和上海以外的非一线城市为户口政策松绑，吸纳更多的农村移民。随着意见的落实，不少地区放开落户限制，大大提升了本地城市化水平。集聚和城市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增长的空间特征就是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程度不断提高。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业企业的选址并非遵循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很多企业处于国家国防安全和区域平衡发展需要，遵照政府计划指令，布局在内陆地区。譬如在“三线”建设时期，很多企业从沿海迁移至内地省份（文玫，2004).Kim和Knapp(2001)研究发现，在1952-1985年间，中国主要经济活动如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空间上呈现分散分布。1978年以后，随着竞争机制的引进，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更加响应市场经济原则，中国企业活动的空间布局发生很大变化，产业地理集中效应十分明显。

数据表明，相对于80年代初期水平，所有行业的空间集聚水平都显著增加。这一趋势和很多文献利用其他指数计算出的不同阶段的产业集聚趋势基本吻合。譬如，白重恩等（2004)利用中国制造业数据计算了衡量产业集中度的GINI系数。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1985-1997年间中国的制造业总体上呈现U形变化走势：1985-1987年间略有下降，然后处于稳步上升阶段。

贺灿飞等（2008)分析了不同产业类型的地理集中程度，发现整体而言，80年代以来多数产业经历先分散后集中的趋势。路江涌和陶志刚（2006,2007)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计算了衡量产业空间集聚的E-G指数。他们发现在1998-2003年间，中国制造业在空间上呈现愈发集聚的趋势。他们的研究还进一步作了国际比较，发现和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制造业产业空间集聚水平还偏低。

现有研究认为地方保护主义等制度性障碍和其造成的区域市场整合程度低是中国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水平弱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业行业空间集聚水平（1980-2015)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一方面，自我集聚（self-agglomeration)引致产业活动在地理空间上更加集中。

根据各产业的空间集聚指数，可以发现在1990-2015年间，很多产业的集聚水平不断提高，譬如饮料、纺织、服装／鞋／帽制品、皮革／毛皮／羽毛（绒）、文教体育用品等产业。另一方面，产业在地理上集中产生的规模经济是城市增长的重要来源。Gao(2004)证实了集聚经济是中国不同地区工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

王俊松（2016)利用中国地级市数据做了类似研究，也发现集聚经济对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程度的提高和其产生的集聚经济，推动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的增长。一方面，发达的多样化经济带动着中国大城市的增长，使得他们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结语

在2010年的全球城市排名中，北京和上海已经跃居第13位和20位，其中金融和高端服务业在这两个城市的高度集聚凸显其在全球的影响力（FP,2010).另一方面，大量城镇工业通过开发区方式集聚，产生非常强的专业化经济，并促成一些具有特色的专业市场，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福建石狮的鞋业市场、常熟的服装市场等。制造业的集聚和专业市场成为很多中小城市增长的重要动力，造就了一大批专业化城市和城镇

【来源：安心说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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