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生孩子”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疫情隔离的那段时间里，很多人都觉得在家生孩子的人会变多。

因此，这两年一直被期盼着会迎来一场“婴儿潮”，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对于未来几年将要幼升小的孩子来说有什么影响呢？

2021年，5月11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答记者问时说，2020年新生儿数量1200万。

许多城市和省份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数量下滑幅度都超过了一成，有一些城市甚至超过了两成。

中国19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80年后更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直到2016年才全面放开二孩。2017年中国生育率出现增长，2018年起中国新生儿数量又开始明显下降。

历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及年均增长率：

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构成：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称，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人口的生育情况呈现了以下特点：

生育率降低。七人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

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我们应当认识到，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还应该看到，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01

上海生育情况

上海0-14岁人口占比已长期低于10%。2020年，上海0-14岁人口为 243.63万人，占总人口的9.8%，相较2010年仅微增1.2个百分点。

图15：1990-2020年上海市0-14岁人口占比和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占比变化图

在各省份中，上海0-14岁人口占比为全国最低。2020年，全国0-14岁人口占比达到17.95%，上海0-14岁人口占比不仅是全国最低，也是唯一低于10%。

图16：2020年全国各省份0-14岁人口占比比较图（单位：%）

二孩政策效果不彰，未能影响少子化态势。

0-14岁人口低占比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普遍出现的少子化现象有关。

从1990年以来户籍人口出生人数和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来看，上海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

虽然我国从2016年1月开始全面实施放开二孩的政策，但对上海生育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仅带动当年度户籍人口出生人数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后随即进入下降通道，2019年的出生人数相较2016年下降了31%。

由此推测，2021年5月起实施的放开三孩政策，在短时间内仍较难改变当前“不愿意生”或“少生”的生育观念，少子化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

图17：1990-2019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历年出生人数和自然增长率变化图

此前，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也在其公众号上发文：“我曾经和很多省份的专家沟通过，2020年大家分娩量的下降基本上是在10%-20%之间，以此估计2020年中国的分娩总量下降10%-20%是大概率事件。”

02

2021幼升小竞争激烈

从上海市近7年的新生儿数量变化来看，2014年出现小高峰，2016年出现了峰值。这两年新生儿为什么会多呢？

这是因为国家为了鼓励生育，出台了放开生育计划的政策——2013年底的“单独二胎”政策，2015年底的“全面二孩”政策。

2021年上海幼升小的这一批孩子，出生年月集中在2014年9月~2015年8月。这届孩子会受到“单独二胎”政策的影响，今年入学压力比较大，幼升小竞争是蛮激烈的。

而到了2023年和2024年幼升小时，受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入学压力会更加明显，学额也会更加紧张。

过了这两年之后，由于新生儿数量的连年下滑，入学压力也就没那么大了。

孩子们入学压力大不大，还要看具体的出生年份，甚至是精确到出生月份了。“民办摇号”以前，孩子们入学要拼实力；“民办摇号”后，不仅是拼摇号的运气，还要拼出生年份的运气了。

03

未来入学是“喜”还是“忧”？

“单独二胎”和“全面二孩”政策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生育鼓励作用。但政策红利期一过，想生的早早就生了，不想生的……那就是真不想生。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两次政策影响下，出现了两次新生儿数量峰值，分别是2014年和2016年。

新生儿数量增长所影响到的幼升小入学年份，分别是2021年、2023年和2024年。这几个年份幼升小入学会有一定的学额压力。

不过，小学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保障每个孩子都能入学，不必像幼儿园入园时一样，担心没有学上。

压力主要集中在优质公办学校对口名额紧张，这样一来，入户年限短、非人户一致类型的统筹风险会大一些；而优质民办校参与“摇号”的数量会多一些，摇中的几率稍稍较往年低一点。所以，将在这几个年份入学的幼儿家长，还是应该提早规划准备。

我们看到2017年到2019年，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尤其是2019年的新生儿数量创了历年新低，全市仅有16.9万婴儿出生，其中上海户籍新生儿也仅有9.2万人。这些年份出生的孩子，到了幼升小入学时，相对来说，学额会比较充足，竞争不是很激烈，入读对口公办或者“摇号”进入优质民办的成功率都会比较大。

04

为什么不愿意生娃？

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

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任泽平团队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生育意愿减低主要有三个原因：

•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人，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

• 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此外“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为了照料孩子，有些父母索性辞去工作，全身心在家带娃。不过，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面对婴幼儿托育困境，往往女性做起“全职妈妈”，男性负责“赚钱养家”，看似各司其职，实则也引发了女性职场危机、家庭中父职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职业女性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需要兼顾家务、生育、子女照料等多重责任。由于无人照料孩子，许多女性只好被迫中断就业，导致职业发展受阻。”

育龄母亲难以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取得平衡，导致生育意愿无法完全释放。中国新生儿数量的连年下跌，与此不无关系，解决婴幼儿托育难题的任务迫在眉睫。

05

只有中国人不愿意生？

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49，跌破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连续5年下跌。

为了鼓励结婚生育，近年各国政府没有少花精力。比如，日本最新的新婚补助显示，居住在实施新婚补助计划地区的新婚夫妇，从今年4月起可以获得最高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9万元）的补贴，用以支付婚后的房租和其他费用。其中，日本中央政府承担2/3的补助经费，地方政府承担1/3。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指出，经过几十年计划生育的宣传和限制，已难以改变人们将一胎家庭视为常态的生育观念，近几年生二胎的家庭远远低于预期。

随着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攀升，中国的生育率还会一路走低，未来将成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专家表示，完善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体系，将对落实生育政策、保障职业女性就业权、促进经济和人口均衡发展等带来积极帮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

来源：上海幼升小指导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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